一篇好文，不得不转： 。
作为70后，不可能忘记老崔。正当反叛的年龄，老崔一声吼，严重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知，幼小的心灵在震颤，从此形成了70后与60、80--90后截然不同的世界观。
许多年后，尽管最喜欢的歌变成了《Hotel California》, 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，特定的年龄，老崔的歌已经成为一生中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但是郭建光的认识显然要比我要深刻。从他的文章来看，应该比我年长几岁，世界观的碰撞也应该更剧烈些。
在自以为成熟世故，自以为理解了人生的今天，是否还记得年少时的梦想？
除了《一无所有》，我一无所有
如果没有遇到崔健，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转向别处。
我记事的时候，正赶上人民公社的尾巴。老家的屋檐下，挂着一个大喇叭。每到饭点，这个话匣子里就传出阵阵高亢的声音。我印象中，全是天下大事。
外国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，台湾还没解放，一些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等着我们去拯救。我和小伙伴们美滋滋地幻想着，有一天，我们可以扛着枪，直抵美帝国主义的老巢。我的童年，就在这种虚假的拯救天下的情怀中度过。
美帝终究没能颠覆我们，倒是现实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识。大我8岁的哥哥，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。父母每天长吁短叹。毕竟，拿出房子以及“三转一响”等硬件，家里还是有些吃力。甚至，家里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大米。我的英雄主义梦，渐渐破灭了。
这时，崔健来了。哥哥等一拨年轻人，有人没人时都会吼几句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，嘻嘻哈哈地笑谈一阵，仿佛全然不把洞房花烛夜的事放在心上。
我哥哥他们吼，我就跟着吼。晚上放学回家，在漆黑的夜里吼上几嗓子，倒也不觉得害怕。
很长一段时间内，“一无所有”成为我的口头禅。客人来家，问我会唱什么歌，我就扯着嗓子吼几声《一无所有》，气得父亲拉开架势要揍我，我则吼着跑开。
那时，磁带录音机还是奢侈品。我听到的崔健的歌，全是哥哥他们翻唱的。其实我也唱不来几句，更不知道走不走调。这已经足矣。后来我想，要不是那时我认识到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，说不定现在的我，就在离家不太远的某个煤窑里挖煤。
上大学后，我才真正接触到崔健的歌。听着他的声音或吼出来，或从嗓子里挤出来，我的心灵一下子打开了。这分明是压抑中的呐喊，分明是对现实的解剖，分明是时代的挽歌。
宿舍一哥们儿，朝鲜族的，能歌善舞。他时常怀抱吉他，吼着崔健的歌。他没迷倒任何女子，倒是把我给迷倒了。我也买了把木吉他，跟着他吼《一无所有》，吼《红旗下的蛋》。那种感觉，真够劲。
哥们儿总说我不是玩音乐的料。我不在意。他不懂我，更不懂崔健的歌对我的意义。他也不知道，那时的我，骨子里和崔健一样，满是压抑和批判。我要的就是崔健那种畅快淋漓的味。
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道门。在大学里，小时候形成的很多观念，很快就被瓦解。
我记得入学后不久，同年级的一名同学，给自己的中学校长写了一封信。
当时流传的版本是，这名同学在大学课堂上，接受到的价值观和中学时接受到的不一样，他想问问自己的中学校长，到底谁对谁错，自己该听谁的。中学校长接到信后，又给大学来了一封信，把同样的问题，抛给大学领导来回答。
这件事引起同学们一阵热议，最后结果不得而知。那时，我的精神世界如那名同学一样，已经恍惚。
好在我有崔健，还有《一无所有》。除此之外，我一无所有。
毕业时，社会向我敞开了两道门，一道是现实的门，一道是虚幻的门。进入现实的门，我的精神世界将会枯萎；进入虚幻的门，我的现实生活会一无所有。
我没有进任何一道门，选择在门外徘徊。这时，我认识了老周。
老周大我10多岁。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里，他讲到《一无所有》，回顾了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，告诉我该如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，才能改变一无所有的状态。他一开口就讲到我的心坎上，我发现，他对崔健的理解远超我大学时的认知。3个小时后，我决定跟着他，走进一道行动的门。
工作这些年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总能发现一些人指点江山，议论天下大事，仿佛回到我的童年时代。而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，他们总会不屑地说，我管好自己就行了，别的事，我管不了。
这就是现实。在社会行动上，其实很多人一无所有。要是没有老周的指点，说不定我也和他们一样。
离开校园10年，我始终没放下崔健。当我需要动力时，我就会打开音响，让他的声音一点点渗到我的心灵中。可我从未想过去接触崔健。有朋友曾兴冲冲地邀请我去听崔健的演唱会，我无动于衷。
93号汽油“破八”了。一天路过一个加油站，看到加油站赫然打出“直降5毛”的牌子，3车道的路被加油的车堵了大半。我突然想到，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，很多人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。他们或许有些钱，有些想法，但在社会现实面前，不得不低下头。在精神上，依然是一无所有。
还好，我还有《一无所有》。